小老鼠大恐懼 台灣人的創傷後症候群

2018-07-09 23:57聯合報 王圓媛/高雄文心診所主治醫師
一般民眾只要在夜市用過餐,或曾在傳統市場購物,應該都有見過動輒十幾廿公分黑色溝鼠的經驗。牠們在水溝間快速奔跑,但未曾見夜市或市場的人群引起騷動。
最近台北捷運列車中發現一隻十公分的老鼠,跟滑鼠也差不多大小,竟然能把七百多位民眾嚇到似大逃難般奪門而出,逃難中還有人被踩擠而受傷,甚至連鞋子和隨身物品都遺落在車廂中。
是乘客都怕老鼠嗎?答案應該是否定的。但為什麼會引發如此的騷動?原因大致有以下兩點:一、密閉空間中的恐懼蔓延。二、捷運鄭捷事件的後續效應。
恐懼,本身就是一種情緒,恐懼會使人理智判斷出現問題,進而影響行為。另外,恐懼具傳染性,尤其是在密閉空間中。當第一個人看到老鼠,可能因為本身對老鼠恐懼而大喊,由一個人的恐懼就開始迅速蔓延整列捷運車廂。
對於其他沒看到老鼠或不知情的乘客而言,這種突如其來、沒目標式的恐懼,就會開始出現集體效應,最後導致七百多位乘客逃出車廂。
此外,鄭捷事件是台灣人共同的恐怖記憶。當時搭捷運的乘客尚未來得及反應,故造成多起傷亡。雖然事件已經過去四年,凶手也伏法,表面上看似平靜的捷運乘客,其實心中都潛藏著「創傷後症候群」。
所以儘管大部分乘客沒有看到老鼠,其中多數人不會對老鼠感到恐懼,但只要車廂中出現騷動,就會更快速地蔓延開來。
就如同經歷九二一大地震的民眾,其中一部分人常常會對於小地震,甚至國外地震新聞,經由媒體報導後,自己本身會感到極度恐懼,當初大地震時的回憶突然浮現,自主神經開始活躍,而出現心悸、手抖、胸悶等恐懼症狀。另外也許是最近的社會治安不穩定,導致民心浮動,對於此類凶殺案件就更難從回憶中走出來。
這是整個台灣人,共同要面對的「創傷後症候群」。

https://udn.com/news/story/11318/3243388

凱博文教授與台灣老朋友茶會

聞名國際的哈佛大學社會醫學與人類學大師凱博文教授(Arthur Kleinman),在2018年6月26日下午,應邀在台北市華山文化園區紅館,出席會見台灣老朋友茶會。當天台灣各地和他結緣的人文學者近40位,齊聚一堂,開心談話,關懷對受苦者或接受照顧者「給予照顧」(Caregiving)的道德經驗,在當前生物醫學掛帥主流中,人道照顧相對被輕忽的問題,及人人須學習預備給照顧或受照顧的議題,也在會中受到注意。

凱博文教授與台灣結緣半世紀,已是國際少見的漢學家之一。他對台灣的瞭解、關懷、與友誼的深厚,從這次茶會溫馨愉快的氣氛中可體會。與會的學者和他亦師亦友,皆深受他筆力萬鈞的道德修養論述啟蒙與感動。
中研院黃樹民院士,及台灣健康運動聯盟理事長黃榮村教授等諸多學者,特別是,高齡90多歲的台大精神科榮譽教授陳珠璋醫師;還有,令人懷念的人文療癒大師余德慧教授的團隊(遺孀顧瑜君老師等),也親臨現場愉快致意。願凱教授以哈佛大學全球健康與社會醫學中心創辦人的重要角色,繼續為台灣健康加油按讚。
文榮光摘記與攝影 2018.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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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成癮

現在青少年與小朋友、甚至成人,常常會以手機、平板、桌機和筆電等,代替電視或書籍。一方面獲取資訊比較快,再者也能和朋友有互動功能。原本在這資訊爆炸的時代,多使用3C產品是好事,但有些人卻因此使用這類產品時間過長(超過12小時),而且還影響了日常生活功能,或伴隨情緒等問題造成困擾。日前有不少新聞,就是家屬或校方限制孩子上網時間,而造成許多家庭糾紛和傷害。所以早在前幾年,世界衛生組織就把「網路成癮症」列為精神科疾患之一。
 
其實網路成癮,和其他成癮症狀(例如酒癮、煙癮、藥癮、性成癮等)在腦內的模式類似對於喜歡做的事情,會有正向回饋機轉。在做此事的當下腦內會分泌多巴胺,這是一種會讓人開心、興奮的腦內賀爾蒙。之後即使人們當下沒有從事此行為,腦中會因為相似的環境(人、事、時、地、物),而提醒或勾引起患者需要從事一些可以分泌多巴胺的行為,所以要自己戒除實在是非常困難。在國外已有許多此類型自助團體,發展基礎在於心理分析學大師榮格的學說,最有名的就是「酒癮自助團體」,其他還有「麻藥自助團體」、「賭博自助團體」和「上網成癮自助團體」。
 
「網路成癮」的解釋模式,通常用下述三種模式較為常見: (一)疾病模式:將上癮視為一種疾病,所以需要醫學介入 (二)適應模式:認為不當的環境因素,影響人對於社會的適應功能,所以藉由對某些自己喜歡的東西來逃避和生存 (三)生活模式:若屬於這種狀況會認為成癮,是因為患者生活上在各個層面無法取得平衡,既然對一般事物無法取得掌控權,所以只能對自己習以為常的東西更加深入執著。所以如果一旦發生成癮疾患,專業建議會以藥物、心理與改變生活模式為治療之方式,當然在此種疾患上,家屬也會需要扮演一定的角色,如給予適當的觀察、陪伴,與提供醫師患者在生活的改變等等。
 
不管何種成癮疾患,都需要家屬、醫護人員、社會和患者的共同努力,治療成癮行為絕對不會是一條輕鬆的路。但如果解決或控制,患者的未來面對的將會是一條無可限量的康莊大道。
 
文心診所
王圓媛醫師 107.03.12
FB專頁-在你我之間發生的事

身心科醫師在緊急救護醫療之角色 

新聞上如火如荼的傳送關於207的花蓮大地震相關新聞,搜救隊和醫療單位也開始動員。自從921地震後,政府注意到天災後及時啟動緊急醫療救護隊的需要,故從隔年於北部和南部各成立「國家級緊急醫療救護隊」(簡稱DMAT)。除了整合各大醫療院所的醫護人力外,並有急診醫學會、外傷醫學會及急救加護醫學會作為背後的支持。醫療執行的層次有內、外、小兒、急診專科醫師及護理人員負責,都需具有急救認證並備有手提式的各種儀器、甚至帳篷、擔架、手術燈等,是一個名符其實的「移動式野戰醫院」。但美中不足的是唯獨欠缺身心科醫師的加入。

這不免讓我想起以前在急診室會診身心科的個案。

「醫師,我胸悶悶的、手一直抖、吸不到空氣。」個案抓著我的手顫抖的說。那天我剛好值班,的確台中當時發生了小地震,雖然不大,一般人覺得只是晃一下,但足以讓個案勾起921地震的恐怖回憶。

個案是一個921地震的受災戶,雖然當時已時隔快十年,但每次只要些微地震或是看到相關地震的新聞,個案恐慌的症狀就如洪水猛獸般出現。

「創傷後症候群」超過六個月未痊癒,就稱為「慢性創傷後症候群」。但有的個案不一定在急性期發現狀況,有些會延遲到一兩年後發作的也不少見。通常身心科醫師會建議以藥物、心理治療或動眼減敏重整療法(EMDR)。但慢性的患者,除了治癒比急性的患者需要更長的時間,且影響患者身心狀況甚鉅,有的會伴隨憂鬱情緒發生。所以如能在第一時間篩檢發現可能的狀況,並予以心理建設,可大大減少此類疾患演變成慢性的可能。

故在「八仙塵暴」後,衛福部即令醫療單位在收治病患後,一方面搶救患者身體狀況,另一方面也啟動身心科醫師照會,並定期回報進度給衛服部,同時且在第一時間減少患者及家屬的恐懼,也間接幫助患者提升接受治療的配合度。

有鑒於此,這次在各個緊急醫療救護隊啟動的同時,身心科醫師群組已自發性的在臉書上統計可供應支援此次地震的協助醫師。若患者有出現恐慌發作、急性壓力適應障礙或失眠、焦慮等症狀,建議主動尋求身心科診所協助。

文心診所

王圓媛醫師 107.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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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青蛙

最近旅行青蛙的app從中國風行到台灣,網路上大家都在展示自己的旅蛙到哪裡玩,寄了什麼明信片,交了什麼朋友,在家做了什麼事。最近有些人討論和分析的旅蛙為什麼夯的原因,有的談到「育兒經」、有的分析可能是「分離焦慮」,甚至還牽扯到「強迫症」等等的看法。但此手遊號稱是「療癒系」,也許無法解釋之前的分析。在醫學上的身心科解讀,「療癒系」就是可以讓人放鬆,感到舒服,釋放壓力的名詞。如果這種遊戲反而造成心理內疚、焦慮自己的蛙兒怎麼沒回家或怎麼一直宅在家、怎麼沒朋友,那何稱得上有療癒效果。所以如果一種遊戲能抒發壓抑在潛意識的慾望,讓人感到輕鬆,才能達到療癒的效果。

那什麼是人類壓抑,卻不自知的慾望?也許這遊戲有部分滿足人類「偷窺」的慾望。蛙爸蛙媽們養蛙兒,給牠們備足了所需的東西,要不是看牠在家幹什麼,就是看牠出去哪旅行(而且旅行的明信片都不是蛙兒自己照的)。但這種手遊就是無法與蛙兒對話,也就符合「偷窺」的本質。

早在11世紀初,就有Godiva夫人為了爭取丈夫減免克民眾的重稅,寧願跟丈夫達成協議,長髮垂身裸身騎馬繞城,但丈夫規定城民一率關緊窗戶不能偷看。但就有個裁縫師Tom按耐不住,靜悄悄偷偷的打開窗戶看。這就成為偷窺狂(Peeping Tom)這一詞的由來。一直到後來的藝術作品,如電影「楚門的世界」,電視劇的「真人秀」和八卦周刊跟拍的「狗仔隊」,其實就是滿足人性「偷窺」的慾望。「偷窺」除了滿足慾望外,也是人類求生的本能。打仗時,敵對的軍營互相派探子就是最好的例證。不論是以上各種情況,最重要的條件就是不能出聲、不能與之溝通,這跟「旅行青蛙」的手遊不謀而合。

所以這款手遊這麼夯的原因,也許是滿足了人類天生的慾望和求生的本能。但因為平時壓抑在潛意識中而無法得知,藉此旅行青蛙填補了人類最基本的需求和渴望。

文心診所

王圓媛醫師 107.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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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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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1月23日趕去台北參加「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新書發表會,感到欣慰。這本近600頁的書,編輯了十多位法學社教界專家學者,三年來辛苦寫成的文章。內容包括聯合國大會通過,鼓勵世界各國推行的公約。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各項人權的保障條文,可說應有盡有,是先進文明國家、民主法治社會該享有的標準。

看來令人欣喜稱羨,實在是患者的福音。然而就精障患者而言,他們是弱勢中的弱勢 (被汙名化程度比身體障礙者更甚),這些公約能落實有效執行的時間,可能需20-30年,換句話說,大約要一個世代。就龍發堂病患而言,自精神衛生法公布以來,他們的人權至今並未獲得落實保障。期待我們國家社會大眾,共同努力吧。

文榮光 醫師

高雄文心診所 院長

2018.01.23

龍發堂悲劇的啟示:誰來保護精障者人權?

文榮光 醫師

高雄文心診所 院長

2018.01.23

  2017年12月龍發堂事件再度爆發,在該機構內多位患者受阿米巴及肺結核群眾感染,經高市衛生局依法宣告為傳染病疫區。更嚴重的是,衛生局人員發現該機構8年內有97住民死亡;平均年齡為56歲。其死亡率之高,死亡年齡之低,及半數以上死因乃可治之疾病或傷害等,皆顯示患者未獲得適當醫療照護。早在1984年,筆者等在該機構內所做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龍發堂多年來排斥專業醫療,管理上未能合法化,缺乏防疫設施,導致疫情爆發,以及患者「死於非命」的悲劇。

根據經濟學人雜誌(13 th-19 th 2018)報導,2015年在南非爆發Life Esidimeni 醜聞與悲劇,至今已有143名精神病患,因未獲得適當的醫療照護而死於非命(含飢餓,脫水,失溫等非自然死因)。他們是被政府下令,被迫從Life Esidimeni 療養院出院,轉送到多處不合格養護所的1,300名病患的一部分。南非的例子則反映政府官僚體系的腐敗及糟蹋病患人權的惡行。

在民主法治國家(台灣與南非都是),若政府有關體系忽視病患人權,未能阻止悲劇發生,必然引起社會輿論與國際媒體的撻伐。患者主體(Subject)及其自我(self)(自由意志為代表),在全控機構內被殘害與腐化,逐漸變成麻木不仁、退化無助者。這是高夫曼早在半世紀前(1961)就在「精神病院」那本經典著作已論述,且震撼世人,引發後續歐美先進國家推動去機構化運動:大量釋放大型療養院的住院病患,同時發展社區精神醫療及心理衞生(或稱精神健康)體系。目前仍在積極推動的重要活動為社會教育:反汚名及保障病患人權。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WHO:Mental Health Atlas 2014),高所得國家較中低所得國家較能落實「去機構化」政策。但即使已制定有先進開明、重視病患人權的精神衛生法規的高所得國家,例如日本和臺灣等,仍很難落實去機構化政策。日本有位武見太郎醫師在半世紀前(1968),曾寫書批評日本的諸多療養院「乃畜牧業也。」 一方面是既得利益體系難以破解,另一方面是傳統家庭結構瓦解,已無力負擔在家照顧患者的任務。同時為了社會安全的顧慮及汚名排斥作用,使去機構化遲滯難行,而病患的主體性與人權,難得有人去正視。

幾年前,在高雄市曾有社工及護理人員熱心者成立「視而不見」民間團體,努力要幫助精障病友享有一點人權與自主的待遇。但資源有限,且我們的社會大體上真的視而不見,不久之後就解散了。台灣的康復之友聯盟的故事大致上也遭遇類似的困境,目前仍在「得過且過」當中。

然而,社會大眾,還有媒體始終對龍發堂的悲劇不會 「視而不見」,因為她的存在是我們社會的痛,是國家政府體制的不良印記,也是汚名。我們的許多家長與社會大眾,甘願把生病的患者託付給,非醫療專業人員及非法的機構去照顧,而不信任政府體制內的醫療衛生體系,這是非常遺憾的事。而且,近三十年來,我們已有精神衞生法與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政府已投入鉅大預算(納稅人的錢)建設現代化的療養院及精神醫療設施,但並未能,也無法用在龍發堂。同時全民健保也已實行二十多年,為什麼龍發堂的患者仍得不到該有的人權照顧? 過去政府有所不為,視而不見,有法而不治,以致拖延至今悲劇仍未落幕。這不是公平正義的事,這又是非常遺憾的事。

全民的政府宜概括承受,從中央到地方,接收龍發堂的現有病患,妥善醫療、復健、照護、或安置。將來若能回歸社會成為自由人,將是令人按讚喝采的美事。而醫療的歸醫療,宗教的歸宗教。讓該堂出家人回歸其宗教本業,也是功德一件。

其實機構化的現象在今日世界中,相關研究已發現它從半世紀前界定為有形的監禁體系,發展到無形的管控體系,如限制患者自主的法規制度等,也存在於醫療者與病人,或其他類似的威權者與承服者之間的不平等利害關係之中。此外,患者本人的意願與調適如何,也是界定機構化程度的指標。因此,過去或現在許多醫療院所被龍發堂患者家屬或信眾所詬病或排斥,可能與其潛在的,有形或無形的,機構化現象有關。若想再深入瞭解真相如何,將是工程浩大的事。

將來若要預防類似的悲劇重演,政府與社會大眾須正視精神醫療與社區精神健康問題,調整國家衛生預算,增加一點到精神衛生,特別是社區精神醫療與復健設施,及社區健康教育上。健保給付分配也應加強在這些相關部分。要想預防及減少像鄭捷、或「小燈泡」、或恐怖情人等等重大社會悲劇的發生,並促進社會安全,也應如此。精障患者的人權長久以來慘遭剝奪忽視,龍發堂萛是歷史共業的悲劇,患者他們也需要我們國家給予轉型正義的彌補對待。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