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性治療的演變與展望

台灣性教育學會創會20週年學術研討會-
台灣性教育回顧與前瞻100.05.28

 台灣性治療的演變與展望

 文榮光院長 

  當我們座談這個題目時,首先我想推薦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傅大為教授在2005年所著的史學專書:「亞細亞的新身體:性別、醫療、與近代台灣」。該書第六章「威而剛與泌尿科的男性身體觀」與第七章「世紀末性與身體爭議再起」,對台灣性學與性治療的發展史料做了很傑出的詮釋與論述,很值得大家參閱。

  唯該書的關切重點畢竟在性功能障礙的醫療科技化問題與性別差異議題,相對地,對於性治療本身的相關理論與技術議題,及其與性醫療(或性醫學)的區別發展則較少論述。若依國際文獻的共識,「性治療」的定義是指針對性功能障礙所做非藥物的社會心理治療。其起源是1970年代美國馬斯特與瓊森夫婦所創用的行為治療學派。後來經過泌尿科、婦產科、與精神科醫師等,及護理師、心理科、諮商師等專業人士,教學研究傳承發揚光大,如今已成為一種特殊治療專業。然而,在威而剛問世近十多年來,性醫療與性醫學快速蓬勃發展,泌尿科醫師等倚重生物醫學科技的醫療界很快成立男性學醫學會,並推展勃起功能障礙諮詢暨訓練委員會。於是,台灣本來就廖廖可數的性治療專業方案與性醫療的產業漸行漸遠,似乎難以為繼。

  所幸,經由南北少數醫學中心性治療特別門診、台灣性教育協會、及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的不斷努力與拉拔,漸漸有較多護理師、諮商心理師、與臨床心理師對性諮商與性治療產生興趣,且兩者有合作發展攜手共進之勢。另一方面,在婦科鄭丞傑醫師的領導之下,他的團隊對婦女的性功能障礙的性治療已頗具成效,且在國際學界上獲得肯定。這是後威而剛時代珍惜性別平等價值的可喜現象。

  當前性醫學與性醫療已成為性功能障礙治療的主流,性治療勢必將和性醫療分工合作。台灣性治療的未來展望和全球化的主流越勢是和鳴共振的。其一是生物醫學(含中西醫)與社會心理人文學界(含網路e)有科際整合團隊合作的發展趨勢,而類似多元化整合門診的方案將逐漸興起。其二是,性治療不再只強調行為治療取向,而是各種社會心理學派多元整合運用的治療模式,特別兼顧伴侶關係的評估與治療。其三是,性治療師執照的檢定與認證制度的設置目前仍有爭議,時機尚未成熟。性治療專業的未來發展須避免陷入邊緣化的困境,而須努力朝向精緻專業化邁進。

心理治療學會,文榮光打頭陣

轉載中國時報 2001/09/23

心理治療學會,文榮光打頭陣

【林倖妃/高縣報導】

  台灣心理治療學會月餘前在台北誕生,來自五大專業領域包括精神醫學、臨床心理、心理諮商、社會工作及精神護理,召開理監事會,打破南北差距及專業派系之分,公推高雄長庚醫院精神科主任文榮光 擔任第一屆理事長,未來將引領台灣心理治療陣線「打前鋒」。

  心理治療引進台灣,至今仍處於開疆闢土階段,除涵蓋五大專業領域,更出現九大治療學派的分野,造成各行其是現象,從八十六年發起,歷經長達四年籌備,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台北召開第一次籌備會,八月五日正式成立,日前召開理監事會。

  從籌備發起、任召集人到成為理事長,全程參予的文榮光,畢業自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曾在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醫學人類學擔任研究員,回到台灣後即在高雄醫學院附設中和醫院精神科任主任,七十九年轉往慈惠醫院任院長,八十三年轉任高雄長庚醫院,之前才卸下性教育協會理事長之職。

  以往國內相關學術團體,大都著重在北部專業性,文榮光得以在會中脫穎而出,彰顯出該學會打破專業歧見及南北差距的學術整合特性,文榮光特別提出學會標誌「成人之美」,讓五個專業領域,每個專業代表一片葉子構成樹苗,背景則為陰陽、太極,代表生生不息,希望五大專業各自有貢獻。

  文榮光指出,心理治療是一種受過專業訓練的治療者,運用心理學方法,解除求助患者的心理問題或病症治療方法,自來以來即存在人類社會,藉由各種象徵活動或儀式行為,或醫病關係互動,發揮醫療功能,既然以學會形式發起,未來將著重在專業訓練部分,舉辦相關工作坊,制定督導制度,為台灣社會培養出更多專業人才。

「做愛做的事」對健康好處多多

「做愛做的事」對健康好處多多

參加雪梨世界性健康學會心得
文榮光 96.05.21

  在眾多世界級的學術研討會中,世界性健康學會(World Association for Sexology,簡稱WAS)是相對冷門稀罕的小會。結合性學相關科學、醫學、性教育、諮商與治療學的各界專業人士而成的WAS大會,今年4月15日到20日為期六天在澳洲雪梨舉行的大會已是第十八屆。每兩年一次,算起來已有34年歷史。 與會人數多則七、八百人左右,少則四、五百人,來自二、三十個國家,且以歐美佔有八成,亞洲國家以印度、台、日、韓、泰國、香港與新加坡為主,算是陪襯少數。筆者在過去十六年來,大約參加過世界性學會有六次之多,會議城市有橫濱、瓦倫西亞、香港、巴黎、蒙特婁及雪梨。

  這種會議對相對保守含蓄,且資源很有限的亞洲國家來說,其實利害關係並不大,因此參加的人數總是寥寥可數,來自台灣參加次數最多的是筆者和台灣師大的晏涵文教授。其他的華人熟面孔有來自香港的吳敏倫教授、上海的劉達臨教授、北京的胡佩誠教授、以及樹德科大的林燕卿教授。反觀歐美國家加上大英國協澳洲的學者對這種學問總是「熱情不減」,他們的性學歷經一百多年的發展,如今已是一門重要而獨特的科學。從一開始即以「性是人權」為口號,以學術研究報告為全世界受歧視與濫用的性少數族群,例如同性戀,雙性戀,性別歧視受害者,心性障礙患者等等發聲爭取人權。奮鬥多年之後,最近幾年更進一步獲得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認可,將性健康列為人類健康(衛生)的基本條件之一。兩年前世界性學會在蒙特婁大會中決定將性學(Sexology)改名為性健康(Sexual Health),意即世界性健康學會。於是,追求「性健康是人類的基本人權」變成WAS的最新口號。

  根據歐美學者的共識,性健康(Sexual health)是「個人」(person)關於性性(sexuality)的行為、價值觀、情感合乎個人人格理論與「自己」(self)的定義,且植根於正確的知識、個人自覺、與自我接受。性健康涉及個人有能力和伴侶親密、坦白溝通性需求與慾望,有性功能(慾望、興奮、與性滿足),能自主與負責地行為,以及設立適當的性界線。此外,性健康具有公共面向,不僅自我接受與尊重,同時也尊重與珍惜個別差異;以及對個人性文化的歸屬認同感。性健康包括,自尊、自信、以及免於性功能障礙、性傳染病、性侵害與騷擾的自由。性健康確認性性(Sexuality)是正面力量、提升人生的其他層面。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前述定義的核心價值是以「個人」主義為取向的。若全盤應用在台灣以「關係」主義為取向的文化脈絡中,勢必引發許多爭議與難題。在本土環境中,性健康的定義對多數人而言,並非「個人己」(Individual self)所能界定,而往往是「關係己」(Relational self)做主的。過去十年來,台灣雖然已將「性自主」的個人主義人權價值理念搬上臺面(陽面),成為國家的主流價值,從司法到教育,到家庭已成為我們現實生活的一部份。不過,實際上,在非主流的隱私領域(陰面),性仍然難以自主。愛情、性慾、婚姻、親密關係等,仍然難以理智駕馭。

  這次在雪梨的大會來自二十多國家,大約六七百人與會。從涵蓋全方位的學術節目與現場熱絡氣氛看來,這是一場豐盛成功的會議。主辦單位特別突顯性對健康的好處。為了證實所言不虛,大會邀請國際上從事相關研究有成的傑出學者提出實證數據與資料,尤其是來自實驗室的研究報告,包括動物(老鼠)實驗、腦部動態PET(正子放射掃描),神經內分泌學與生理學以及臨床流行病學等。這些學者針對男女性高潮,性交頻率、睪丸激素的功能以及各項健康指標的關係等課題作簡報。最令人欣喜的結論是,好的性(愛)對健康好處多多。不僅心臟病、憂鬱症與癌症相對較少,而且免疫力與抗壓力較強,壽命也較長。至於好的性(愛)的具體定義就是性高潮的歡愉享受。

  近年來性學界依實證科學與醫學的要求所整理出來的結果有以上的發現,筆者感觸良多。因為這些發現和中國古代陰陽學或房中術所提倡的「滋陰補陽」與「延年益壽」理論不謀而合。看樣子,亞洲國家的性學發展若想「更上一層樓」,勢須採行科學實證主義,多做學術研究才可。

  筆者另有其他重要心得如下:

  一、在追求性健康、快樂、自由、平等、與人權的理想目標時,與會的學者專家們,不管是價值觀較為保守的教育學者,或是較為自由激進的性少數族群的愛護者,基本上都具有一項共識:那就是尊重每一個人自主價值的人道主義以及有責任感的自由主義。因此,個人的性行為倫理價值與他人或群體的倫理價值須同時受尊重與兼顧。然而,這種個人主義取向的價值觀若推展到亞洲以群體主義或關係主義取向的文化脈絡中,將邁過嚴重挑戰。

  二、性治療的對象包括殘障、鰥寡、孤獨、缺乏性伴侶的患者,在特定的條件下,雇用替身(surrogate),來執行性治療的「家庭作業」是有必要的嗎?這是性學會的辯論議題之一,辯論結果是過半數與會者舉手贊成。這是有趣而值得深思玩味的。

  三、其他辯論議題之一:婚姻是最佳的關係型式?其實見仁見智,不見得如此。性與關係是這十年來的熱門重要議題。性生活的滿足與否和婚姻或伴侶關係密切。在威而剛等有效的陽萎(勃起障礙)治療藥物發明之後,如今性功能障礙治療上的挑戰主戰場已不再是器質病因的消除,而是在改善性伴侶關係的領域上。也因為影響伴侶之間親密關係及其心性反應的因素複雜多端,不易掌握與處理,因此這類因關係問題而引起的性功能障礙,更需要性諮商與治療專家來醫治。

  四、其他辯論議題還有:性教育是否「只教(婚前)禁慾」?顯然這是在突顯當前美國保守主義性教育政策失敗的事實,該政策忽視安全與健康性教育的重要性,導致美國青少年懷孕、墮胎、以及性病(包括感染愛滋病原HIV)等流行病學數據皆高於西歐或北歐國家,後者實施的性教育是以性健康為核心價值,以預防危險性行為為訴求的政策。

  五、這次會議還有一個值得我們注意參考的節目。那就是日本性教育學會現任理事長Junsuke Hara率領一組學者,舉辦一項專題討論會。主題是:日本青年性行為全國調查報告。那是從1974年前起,大約每隔六年,針對大學與高中生的全國抽樣研究成果。樣本數大約從5000到8000左右。最近的一次調查是在2005 年。從該研究報告可發現在保守含蓄的日本文化脈絡中,青年(含青少年)的婚前性行為仍節節高昇(就大學生樣本而言,在2005年的性交發生率:男性為63%;女性為62%)。危險與不負責任的性行為發生率也逐漸增加,特別是未接受學校性教育課程的青年學生。有趣的是,對性愛的價值取向仍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女學生較嚮往「純潔的愛」,而男學生則較在乎「性趣」。女生較喜歡閱讀漫畫書,並從中獲得學校書本以外的性知識;而男生較喜歡觀賞色情媒體,並從中獲得性知識。

  相對而言,日本的學校性教育做得很不夠,而且反對性教育的阻力也很強。因此,日本的專家呼籲國際社會加強推展性教育,以增進青少年未來的健康與幸福。日本的經驗和我們台灣的情況相似,值得借鏡。

  良好的性愛生活對健康好處多多。性健康的指標已成為先進國家衡量國民總體健康、人權、與幸福程度的條件。近十年來,精神障礙患者的性問題、性功能障礙、及性人權也受到重視。不僅WAS關切他們的性生活品質,而且世界精神醫學會也有專題討論這項議題。回想慈惠醫院害羞的病友,有時向院長申訴說,有性問題該怎麼辦?或者護理長們有時反映,病房內發生性騷擾,甚至性侵害的行為問題該怎麼辦?為此,本院將規劃精障病友的性教育課程。本院和樹德科大人類性學研究所合作,在本院門診區設立的「性治療與諮商中心」及其「性健康特約門診」,也將加強教學研究與服務。

  但願人人都能享受性健康的好處。

要神、要人,也要己

本文刊登在張老師月刊2010年3月份「靈性:心想事成的轉輪」

前言:不論是生物-心理-社會三元模式,或是身-心-靈模式,都是強調科際整合、分工合作,以追求「全人」的醫療照顧為訴求。

文:文榮光醫師
文榮光診所院長、火鳳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高雄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顧問醫師。1987年曾獲國科會遴選前往美國哈佛大學進修醫學人類學一年。

具有長期歷史背景的民俗治療

  人類自古以來即藉宗教的信仰與儀式治療各種身心疾病,特別是疑難雜症。從個人、家庭、社團,到國家,當面對生老病死與天災人禍的挑戰、創傷與壓力時,皆會自然而然地產生自我防衛與求助療癒的本能。這也是達爾文生物演化論中生存法則的基本假設。而宗教及其相關的民俗治療,可以滿足苦難病痛患者企圖解救求生、絕望無助者祈求奇蹟等的需要;所以,進入醫療體系已是歷史的必然。此外,從古字「毉」便可以知道,巫術是古代醫療的基礎,隨著人類文明與文化的演進而發出多種醫療體系的現代面貌。相較之下,由於精神醫學只是西方醫學各科中較為年幼的一支,相較於宗教民俗療法的「老字號」,在台灣的發展上,可說是勢單力薄的「小店家」。

  其次,從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5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的報告中即顯示,當國人有焦慮或憂慮時,一般會選擇:想開了就好(67.2%)、做些休閒活動(57.7%)、找朋友談談(56.3%)、找家人談談(41.7%)為最多,而較少人選擇看西醫(11.9%)、找精神科醫師治療(5.5%)、看中醫(5.4%)、祈禱或找神職人員談談及求神問卜(4.8%)等方式。

  這也印證哈佛大學醫學人類學者凱博文(Kleinman)教授1980年在台灣所做田野調查研究的結果。他將台灣的健康照顧體系的結構畫分為一大圈(流行圈)(註:英文為Popular,意指最常用)和兩小圈(民俗圈、專業圈)環環相扣的示意圖。筆者則進一步將專業圈再分出兩個醫療系統:中醫、西醫,形成了一大圈和三小圈(如附圖)。其中,民俗療法分為世俗與神聖兩類,宗教民俗治療即屬於後者。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人的保健求助行為,初期是靠自己或親友關係人的「常識」來處理;之後,隨著治療效果及病情的輕重緩急,而選擇專業或半專業的治療,並且漸趨多元兼顧。這幾年中研院類似的調查資料,顯示一般民眾的求助行為仍然維持前述的相對態勢,其中相信靈魂存在的超自然信仰仍高達七八成。

不同的認知解釋模式

  為何許多人生病「不看醫生」?不僅精神科常見的身心症狀,如焦慮、憂鬱,大部分患者「不看醫生」,即便是一般內外科以身體症狀為主的問題,在生病初期,大部分患者也不見得會「去看醫生」。諱疾忌醫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汙名化作用,而精神科是受汙名負面影響最嚴重的一科;因此,求助於宗教民俗療法或另類民俗療法的管道,自然方興未艾。

  除了汙名忌諱之外,患者對生病的解釋模式和「醫生」(指專業圈的中醫或西醫師)之間有顯著差異,是另一個主因。醫生在一般民眾心目中的角色與地位是「貴人」,其醫療理論來自自然與人文科學;因此,當人們遭遇較難理解的病痛苦難時,往往會求助於宗教神明等超自然的力量。在成千上萬筆者診療過的精神科病患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病例,莫過於自稱是由「神明指點」來看病的患者。這些病人不論是憂鬱症、精神分裂症(思覺失調症)或恐慌症等精神(身心)障礙,在發病初期經過上述「流行圈」的安撫觀望期之後,若仍未見好轉,其中部分具有民間信仰的病患及其家屬,便會去求助神媒(乩童及其他通靈者)。而神媒對於少數精神錯亂症狀較嚴重者,往往會即時「指點」轉介精神醫療機構,至於其他非錯亂病患,則給予民俗療法,例如:收驚、避邪、驅魔、解厄、或藥籤等儀式處理。

  現代醫學對生病的認知解釋模式為生物-心理-社會三元整合模式,而不是採用宗教民俗治療(靈性療癒)的身-心-靈三元解釋模式。科學醫學與宗教靈學的歧見,便在自然與超自然交界處分道揚鑣。

其實,生病帶給患者及其親友的衝擊與壓力,到頭來往往涉及信仰的問題,特別是病情較重或久病不癒,或所謂命運不好時。此時,宗教信仰的力量即可增強具相同認知患者的信心,也增加醫療的效果及康復的機會。

兩種不同體系,彼此相生相尅、相輔相成

  最幾年來,現代精神醫學體系的發展,隨著國內外醫療保健生態環境的改變而愈來愈進步,特別是全民健保的實施,在過去十五年來已排除窮困民眾求醫的經濟障礙,大幅提升專業醫療保健的使用率。

  不過,就健康照顧體系的結構圖看來,各體系間的相對關係其實改變不大。專業圈的中西醫和半專業的民俗圈,隨著多元化的求助行為與自由市場機制的發展,各自皆有成長,更可貴的是,彼此相生相尅、相輔相成;因此,醫學和宗教彼此不謀而合、分工合作、相互彌補,為患者提供多元兼顧的服務,也達到整合極致的療效。

  就民俗圈而言,信仰不是問題,迷信才是問題。雖然難免會有濫用信仰而發生不幸事件,但畢竟只是少數。何況任何治療體系皆可能有失誤或濫用情事;因此,面對衝擊、挑戰與危機,各個體系也會透過不同的改革精進機制,成長茁壯。精神醫療體系的發展,正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以龍發堂為例,主要是收容慢性精神障礙患者,並給予宗教民俗治療,像是住持釋開豐獨創的「感情鍊」民俗療法,是將一條鐵鍊分別扣在症狀比較輕微和嚴重兩者的腰際,讓兩人生活作息在一起,達到「以動帶靜」、「以靜制動」的平衡效用;此外,患者平日必須養豬、養雞、裁縫加工等工作。但因其硬體設施屬違章建築、未取得衛生主管單位許可,違法收容精神病患,以及沒有專業醫療,也無病患醫療紀錄,病患人權遭剝奪等而遭取締管制。然而,在龍發堂事件爆發二十五年後的今天,從歷史與醫學人類學的觀點來看,其實龍發堂已扮演促進台灣精神衛生服務進步的角色。目前,龍發堂模式仍然存在,規模如常,卻也在進步轉型,朝合法化的宗教慈善養護機構發展中。

  整體來看,台灣的精神醫療界因龍發堂模式的衝擊,以及全民健保的實施而改革茁壯;另方面,龍發堂也因社會變遷及醫療生態的考驗而逐漸蛻變。兩者分屬不同保健體系,卻仍能預見彼此將和平共存,共同為這個社會所需。

信仰、醫療、自我調適,三元並進

  至於宗教信仰對憂鬱症患者有何幫助?

  筆者認為憂鬱症的病因與個人的成長環境有密切關係;以佛學的說法,是與因緣、業障、劫數等有關。宗教(靈性)基本上能促進自律神經系統的穩定及健康的免疫系統,並且透過信徒間的彼此關懷與鼓勵,達到早期發現與治療的效果。另一方面,宗教信仰可以發揮提振人心士氣的正向力量,協助扭轉身心靈衝突、陰盛陽衰的狀態,促進和諧與健康。

  針對精神醫學與宗教信仰應如何相互輔助?筆者認為要神、要人,也要己。宗教信仰的自由是基本人權,享有精神健康也是基本人權。憂鬱症患者的健康之道,一部分需靠信仰的力量,其他則需靠醫療科技與自我調適。信仰有時是盲目的,因此,患者如果迷信「神」的力量,忽略「人醫」,也忽略「自我」的力量,將難以早日康復,有時更恐遭誤導反而受害。

  所謂自助、人助,也要神助,一個人即使壓力再多,只要身邊有愛他/她的人,也能度過困境。同時,個人自我調適的能力也是很重要的,盡量防止自己不良情緒的產生,對憂鬱症的防治是很重要的方法之一。

  話說回來,不論是生物-心理-社會三元模式,或是身-心-靈模式,雖然強調科際整合、分工合作,以追求「全人」的醫療照顧為訴求。但是,在現實社會裡,卻是「說得到難做得到」的理想口號。身心或精神障礙的有效療癒勢必須先化解認知歧見、克服合作障礙,才可望早日實現。


圖:台灣的健康照顧體系
資料來源:文榮光,台灣的民俗信仰、生病行為與精神衛生.(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