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神、要人,也要己

本文刊登在張老師月刊2010年3月份「靈性:心想事成的轉輪」

前言:不論是生物-心理-社會三元模式,或是身-心-靈模式,都是強調科際整合、分工合作,以追求「全人」的醫療照顧為訴求。

文:文榮光醫師
文榮光診所院長、火鳳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高雄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顧問醫師。1987年曾獲國科會遴選前往美國哈佛大學進修醫學人類學一年。

具有長期歷史背景的民俗治療

  人類自古以來即藉宗教的信仰與儀式治療各種身心疾病,特別是疑難雜症。從個人、家庭、社團,到國家,當面對生老病死與天災人禍的挑戰、創傷與壓力時,皆會自然而然地產生自我防衛與求助療癒的本能。這也是達爾文生物演化論中生存法則的基本假設。而宗教及其相關的民俗治療,可以滿足苦難病痛患者企圖解救求生、絕望無助者祈求奇蹟等的需要;所以,進入醫療體系已是歷史的必然。此外,從古字「毉」便可以知道,巫術是古代醫療的基礎,隨著人類文明與文化的演進而發出多種醫療體系的現代面貌。相較之下,由於精神醫學只是西方醫學各科中較為年幼的一支,相較於宗教民俗療法的「老字號」,在台灣的發展上,可說是勢單力薄的「小店家」。

  其次,從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5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的報告中即顯示,當國人有焦慮或憂慮時,一般會選擇:想開了就好(67.2%)、做些休閒活動(57.7%)、找朋友談談(56.3%)、找家人談談(41.7%)為最多,而較少人選擇看西醫(11.9%)、找精神科醫師治療(5.5%)、看中醫(5.4%)、祈禱或找神職人員談談及求神問卜(4.8%)等方式。

  這也印證哈佛大學醫學人類學者凱博文(Kleinman)教授1980年在台灣所做田野調查研究的結果。他將台灣的健康照顧體系的結構畫分為一大圈(流行圈)(註:英文為Popular,意指最常用)和兩小圈(民俗圈、專業圈)環環相扣的示意圖。筆者則進一步將專業圈再分出兩個醫療系統:中醫、西醫,形成了一大圈和三小圈(如附圖)。其中,民俗療法分為世俗與神聖兩類,宗教民俗治療即屬於後者。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人的保健求助行為,初期是靠自己或親友關係人的「常識」來處理;之後,隨著治療效果及病情的輕重緩急,而選擇專業或半專業的治療,並且漸趨多元兼顧。這幾年中研院類似的調查資料,顯示一般民眾的求助行為仍然維持前述的相對態勢,其中相信靈魂存在的超自然信仰仍高達七八成。

不同的認知解釋模式

  為何許多人生病「不看醫生」?不僅精神科常見的身心症狀,如焦慮、憂鬱,大部分患者「不看醫生」,即便是一般內外科以身體症狀為主的問題,在生病初期,大部分患者也不見得會「去看醫生」。諱疾忌醫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汙名化作用,而精神科是受汙名負面影響最嚴重的一科;因此,求助於宗教民俗療法或另類民俗療法的管道,自然方興未艾。

  除了汙名忌諱之外,患者對生病的解釋模式和「醫生」(指專業圈的中醫或西醫師)之間有顯著差異,是另一個主因。醫生在一般民眾心目中的角色與地位是「貴人」,其醫療理論來自自然與人文科學;因此,當人們遭遇較難理解的病痛苦難時,往往會求助於宗教神明等超自然的力量。在成千上萬筆者診療過的精神科病患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病例,莫過於自稱是由「神明指點」來看病的患者。這些病人不論是憂鬱症、精神分裂症(思覺失調症)或恐慌症等精神(身心)障礙,在發病初期經過上述「流行圈」的安撫觀望期之後,若仍未見好轉,其中部分具有民間信仰的病患及其家屬,便會去求助神媒(乩童及其他通靈者)。而神媒對於少數精神錯亂症狀較嚴重者,往往會即時「指點」轉介精神醫療機構,至於其他非錯亂病患,則給予民俗療法,例如:收驚、避邪、驅魔、解厄、或藥籤等儀式處理。

  現代醫學對生病的認知解釋模式為生物-心理-社會三元整合模式,而不是採用宗教民俗治療(靈性療癒)的身-心-靈三元解釋模式。科學醫學與宗教靈學的歧見,便在自然與超自然交界處分道揚鑣。

其實,生病帶給患者及其親友的衝擊與壓力,到頭來往往涉及信仰的問題,特別是病情較重或久病不癒,或所謂命運不好時。此時,宗教信仰的力量即可增強具相同認知患者的信心,也增加醫療的效果及康復的機會。

兩種不同體系,彼此相生相尅、相輔相成

  最幾年來,現代精神醫學體系的發展,隨著國內外醫療保健生態環境的改變而愈來愈進步,特別是全民健保的實施,在過去十五年來已排除窮困民眾求醫的經濟障礙,大幅提升專業醫療保健的使用率。

  不過,就健康照顧體系的結構圖看來,各體系間的相對關係其實改變不大。專業圈的中西醫和半專業的民俗圈,隨著多元化的求助行為與自由市場機制的發展,各自皆有成長,更可貴的是,彼此相生相尅、相輔相成;因此,醫學和宗教彼此不謀而合、分工合作、相互彌補,為患者提供多元兼顧的服務,也達到整合極致的療效。

  就民俗圈而言,信仰不是問題,迷信才是問題。雖然難免會有濫用信仰而發生不幸事件,但畢竟只是少數。何況任何治療體系皆可能有失誤或濫用情事;因此,面對衝擊、挑戰與危機,各個體系也會透過不同的改革精進機制,成長茁壯。精神醫療體系的發展,正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以龍發堂為例,主要是收容慢性精神障礙患者,並給予宗教民俗治療,像是住持釋開豐獨創的「感情鍊」民俗療法,是將一條鐵鍊分別扣在症狀比較輕微和嚴重兩者的腰際,讓兩人生活作息在一起,達到「以動帶靜」、「以靜制動」的平衡效用;此外,患者平日必須養豬、養雞、裁縫加工等工作。但因其硬體設施屬違章建築、未取得衛生主管單位許可,違法收容精神病患,以及沒有專業醫療,也無病患醫療紀錄,病患人權遭剝奪等而遭取締管制。然而,在龍發堂事件爆發二十五年後的今天,從歷史與醫學人類學的觀點來看,其實龍發堂已扮演促進台灣精神衛生服務進步的角色。目前,龍發堂模式仍然存在,規模如常,卻也在進步轉型,朝合法化的宗教慈善養護機構發展中。

  整體來看,台灣的精神醫療界因龍發堂模式的衝擊,以及全民健保的實施而改革茁壯;另方面,龍發堂也因社會變遷及醫療生態的考驗而逐漸蛻變。兩者分屬不同保健體系,卻仍能預見彼此將和平共存,共同為這個社會所需。

信仰、醫療、自我調適,三元並進

  至於宗教信仰對憂鬱症患者有何幫助?

  筆者認為憂鬱症的病因與個人的成長環境有密切關係;以佛學的說法,是與因緣、業障、劫數等有關。宗教(靈性)基本上能促進自律神經系統的穩定及健康的免疫系統,並且透過信徒間的彼此關懷與鼓勵,達到早期發現與治療的效果。另一方面,宗教信仰可以發揮提振人心士氣的正向力量,協助扭轉身心靈衝突、陰盛陽衰的狀態,促進和諧與健康。

  針對精神醫學與宗教信仰應如何相互輔助?筆者認為要神、要人,也要己。宗教信仰的自由是基本人權,享有精神健康也是基本人權。憂鬱症患者的健康之道,一部分需靠信仰的力量,其他則需靠醫療科技與自我調適。信仰有時是盲目的,因此,患者如果迷信「神」的力量,忽略「人醫」,也忽略「自我」的力量,將難以早日康復,有時更恐遭誤導反而受害。

  所謂自助、人助,也要神助,一個人即使壓力再多,只要身邊有愛他/她的人,也能度過困境。同時,個人自我調適的能力也是很重要的,盡量防止自己不良情緒的產生,對憂鬱症的防治是很重要的方法之一。

  話說回來,不論是生物-心理-社會三元模式,或是身-心-靈模式,雖然強調科際整合、分工合作,以追求「全人」的醫療照顧為訴求。但是,在現實社會裡,卻是「說得到難做得到」的理想口號。身心或精神障礙的有效療癒勢必須先化解認知歧見、克服合作障礙,才可望早日實現。


圖:台灣的健康照顧體系
資料來源:文榮光,台灣的民俗信仰、生病行為與精神衛生.(1998)